Posted in: Criminal Defense- Nov 24, 2013 No Comments

现实生活往往牵涉复杂的民刑并行的类型,包括从案件初始启动和民事案件发展转化升级到刑事案件性质两种情况。比如说公司股东请求法庭自行解散公司,但是同时要状告管理层侵吞公司资产或者在执行过程中有严重的欺诈行为,这种欺诈已到可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程度,会向US Attorney’s Office举发,或者申请Grand Jury Investigation。

对于此种类型的案件,初始的考虑是犯罪调查本身的现实可能性,包括是否已经启动,相关人士是否愿意配合,一般情形下检察官对此种类型案件的判断等等。在犯案和犯罪调查启动之间有一个时间差,从决策到对证人和实物的取证等,而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所需的证明标准不同,对案件所需了解详细程度不同,这种情形下在民事案件先启动后,律师和客户要考虑更多民事案件的动作对今后潜在刑事案件的影响。

除此之外,在民事案件进行中有几种潜在会对刑事案件造成的影响:

1、自证其罪(self-incrimination)的风险,任何一方当事人或者证人在民事法庭上的陈述都是有可能在刑事案件中作为不利的证据或者一种承认的形式,在证据法叫做prior statement。虽然有的陈述需要其他的证据佐证形成证据链(chain of evidence),但是存在在民庭上陈述的当时,律师和客户本人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对可能发生的未来刑事诉讼的影响。

2、额外信息的获取。政府可能在民事案件中获取一些相关信息作为更大程度上起诉的依据,因为大陪审团(grand jury)有更加广泛的权力去传唤证人和获取相关的文件证据。与普通的民事证据交换环节(civil discovery)不同,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证据开示的范围会更加狭窄,相关性的要求更加严格,这样很多信息如果能在民事案件中获得则更加有利于起诉。

3 、诉讼策略上的帮助。对于当事人在民事案件中的辩护,律师的一些专属工作文件(work product)的披露也会帮助政府更加全面的认知和进行下一步起诉。

针对这些存在的潜在的风险,律师需要做的是建立证据准入的风险评估,用证据规则中的一些法律屏障来有效控制风险,比如Fifth Amendment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也就是第五修正案中的不允许自证其罪的特权的运用, 避免当事人过于积极地参与庭审程序,利用民事和解来规避风险等等。